老师的玉足伸进我的喉咙里

1931年的柏林。一个介于分租房和黑社会之间的环境，妓院是艺术家的工作室，纳粹在街上大肆辱骂，巴贝尔斯堡则梦想着制作心理电影。生活在澎湃，社会在发酵，在腐蚀。只要还有工作，拥有德国研究博士学位的雅各布·法比安白天写广告文案，晚上就和斯蒂芬·拉布德一起频繁出入城市中比较荒诞的场所。他的朋友-后来承认自己在生活和职业的课题上失败了-在谈到共产主义和性的时候，是个有进取心的人，而法比安却依然清醒而疏离。他等待着体面的胜利，却没有真正相信它。他对柯内莉亚的爱是唯一让他质疑自己讽刺宿命论的东西。她成了他崩溃生活中的一缕希望。尽管与今天这个被人诟病的世界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但要让埃里希·凯斯特纳深沉悲凉的自传体小说-魏玛共和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-走出阴暗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挑战。多米尼克·格拉夫出色地驾驭了这一挑战。他的风格是微妙的尖锐，冷血的轻快，却又安静忧郁。这部电影就像一个缓慢转动的迪斯科球，讲述了性行为和空冰箱之间的联系，以及幸福梦想的瓦解。